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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画报-研讨会|行进与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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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張瑜博士報告的題目是《培養接班人:集體化時代兒童的教養之道》。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是集體化時代兒童所接受的核心價值觀和幼兒教育的核心目標,具有十分鮮明的時代特色,也成功塑造和賦予了兒童新的角色、定位與屬性以及一種新型的「兒童——國家」關係。

東北財經大學趙倩副教授同樣關注近現代中國的社會教育問題,她以北平地區的民眾教育館作為考察對象,經仔細研究發現,從社會階層來看,以收入較低的「貧民」、「平民」階層等為主。從區域分佈來看,以城廂及郊區居民為主;從職業分工來看,以學徒、鋪伙、小販、撂地藝人等為主。她認為,從社會文化史角度出發的分析,使社會教育重點施教對象生動、豐滿起來,也使站在民眾的角度評判社會教育實施效果、審視社會教育改造模式成為可能。

為推動國內社會文化史理論與方法的探索,首都師範大學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心於9月21日召開第三屆「西方新文化史與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北京師範大學、山西大學、中山大學、湖北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國家博物館和首都師範大學等多個高校、科研院所的40多位專家學者蒞臨參會。本次會議以探討西方新文化史與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發展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生活的變遷為主題,以下選取部分報告略作介紹。

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兒童教育的新任務

作為後發的史學領地,有人把它視為一門新興學科,有人把它視為一個新視角和新方法,還有人把它視為一種史觀或理論範式。它究竟屬於文化史的一支還是社會史的一支,該如何定性,莫衷一是。首都師範大學梁景和教授認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對它進行深入的理論探索以及在特定理論框架內進行科學的歷史研究,把更為豐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呈現在讀者面前。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常利兵指出,從概念辨析的角度,還需把握好對「帝國主義」本身語義的本意和引申義的理解與區分。比如最初馬克思對「帝國主義」的這個概念的使用,可能更多的側重在世界貿易或者殖民擴張、資本原始積累這樣一個意義上來使用。也就是說,要把「帝國主義」概念在中國引進的過程放在當時世界格局裡去理解。

《女子精神》在近代畫報的語境之中,在自梳女和女學生之外,畫報還建構出另一種新女性形象,就是體魄強健、身懷武功的「武女」,以象徵強健國族與正義精神。《點石齋畫報》便曾在《新婦擒盜》中描繪了「武女」阿英,她不僅膽識過人,精於拳棒,還擅用洋槍,在她出嫁當日,還以武力反抗劫匪。圖畫中的她躲在樹后,有勇有謀,打得劫匪落荒而逃。這展現了女性勇敢過人的膽識和強健有力的體魄,也體現出一種濟困扶危、匡扶正義的俠義精神。

國家博物館與北京師範大學聯合培養博士后孫穎同樣關注近代女性的身份意識與社會參与,與彭敏哲的研究相映成趣。她依靠大量史料詳細梳理了1912年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發生的驅逐校長吳鼎昌事件,女學生們在教育環境和師資隊伍的改善方面提出了要求,也極力爭取女子應享有充分的教育權。她的研究表明,此次學校風潮,與當時興起的反纏足運動、女子參政運動,一同構成了中國近代女性爭取自身權利、積极參与社會的整體景象。

張瑜試圖從兒童立場出發,以集體化時代不同時期學前教育的發展為線索去揭示集體化時代,甚至是20世紀更長時間內有關兒童教育觀念的變遷。中國的托兒教育20世紀50年代初農業合作化時期才真正發展起來。當時,由於生產的需要,在解放婦女勞力的語境下產生了農忙托兒組織和幼兒園,幼兒教育逐步發展起來,這才真正填補了農村兒童從出生到上小學這一時期區別於家庭教養的空白。此時的托兒組織大多建立在傳統互助的基礎上,基本遵循「保育為主、教育為輔」的原則。

葛靜波認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複雜的情感變遷與認同過程,大約有前後相接的三個階段。首先是「帝國主義」概念在晚清時期的東來,此時,中國的有識之士提出要向日本學習。其中《清議報》在1901年分四期連載的浮田和民的有關帝國主義理論的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讀者通過日本人的帝國主義視角,開始關注帝國主義,一時間報刊登載與帝國主義相關的文章數量激增。第二個階段是一戰前後,中國人反日意識增強,「日本帝國主義」觀念逐步形成。特別是在五四運動期間,當時群眾性運動的矛頭主要都是指向日本。雖然當時還未出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口號,但這股情緒已經開始急速醞釀,「抵制日本」、「取消二十一款條約」等反日口號遍布各地。到國民革命時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口號已經很流行了,但在當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打倒帝國主義」這兩個口號之間存在一定的緊張衝突,社會各界反帝觀念並不一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雖然很流行,但並不是當時公認的反帝革命的首要目標。在第三個階段,日本成為中國首要敵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成為民族革命的首要目標。尤其是在1928年日本第二次出兵山東、製造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頻繁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反日集會上,國民黨在國恥紀念宣傳大綱中也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列在各種口號首位。此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逐漸成為使用頻率最多的反帝口號,中日對抗逐漸上升為中外矛盾衝突的核心。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最終成為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最高目標,「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也從一種社會口號、文化觀念變成了一種實際行動。可以說,「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一社會口號切中了近代中國發展史上的重要命題,是近代中國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見證。

在主題報告環節,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葛靜波報告的論文題目是《從歆羡到仇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的形成》,試圖從概念史與思想史相結合的角度審視20世紀前30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形成的歷史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各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與「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這些問題的認識變化。

最後,彭敏哲總結道,中國女性形象的建構與時代話語、社會變遷有極大關聯,近代畫報記錄了近代女性從閨閣走向公共空間,從個體走向群體,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變過程。「自梳女」提供了一個兩性觀念對峙的案例,她們的訴求淹沒在男性所掌握的社會話語權里,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新女性」讓兩性的話語統一起來,女性的自我追求和男性的期望達成了一種共識。而「武女」是啟蒙文人在時代風潮之下的另一種呼籲,是男性知識分子將積貧積弱的國族困境投射到女子身上所形成的時代特徵。

「自梳女」、女學生與「武女」——他者眼中的三種女性形象

首先是對「自梳女」的描繪。自梳女是華南地區一種女性不婚的特殊習俗,這一時期畫報更多將之視為社會「陋俗」而進行視覺呈現。如《時事畫報》1907年第9期《以死賴婚》記述西樵坑邊鄉的何姓女子在父母病故后自行梳櫳,誓不出嫁,卻遭未婚夫家強迫,終於絕食而死。畫面表現的正是何氏女被男子強行抓住,路上行人則指指點點,交頭接耳的情形。近代畫報對於這種「自梳」習俗予以激烈批判,那麼,如何改變女性的這種愚昧?畫報創作者們給出了一條重要的途徑——興女學。近代畫報呈現了豐富多彩的女校圖景,着力描繪「女學生」這一新女性形象。如《時事畫報》1906年第13期《女子精神》描繪了女學生被大雨淋濕后仍堅持上課的情景。但是,彭敏哲也指出,畫報中的女學議題雖有啟蒙開智的現代性,卻仍然將女性羈縻于傳統性別規範之內。「女學生」形象所要表達的其實是啟蒙文人所試圖建立的一種看似全新、卻仍受控制的社會性別規範。

與會學者合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社會口號背後的時代命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兒童的教育與塑造,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對兒童的角色與定位愈發清晰。到集體化時代仍延續了根據地時期重視兒童培養的傳統,且不斷強化。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兒童被動地接受了政治教育、參与宣傳政策,這種自上而下、由外到內「成人式」的教化,不同程度地壓抑了孩子們的天性,他們是否理解和接受,則從不被考慮。到了集體化時代後期,政治浪潮逐漸平息,國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恢復社會經濟和國家建設上,幼託事業也獲得了重新發展的機會,此時的兒童教育回歸到了「兒童本位」。此時黨和國家重新調整了兒童觀念,認為兒童是未來國家建設的主力軍,兒童入托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解放婦女勞力,更重要的是為未來打好基礎,儘快承擔起國家建設的大任。

作為社會文化史的開創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劉志琴研究員受邀發表致辭。她講到,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促使她開始關注文化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形態,並逐漸把文化研究和社會史相結合,從文化史轉向社會文化史。同時,她也表達了對年輕學者的期許,希望他們立足中國本土,把中國文化與現代學術話語相融合,努力實現社會史研究的本土化。而且,在研究社會個案時,背後一定要有宏觀的視野與思考,這樣才能使研究真正深入中國文化本質,真正建構立足於中國本土的知識與學術理論體系。

研討會現場(左起:梁景和、劉志琴、李長莉)

中山大學中文系彭敏哲副研究員報告的題目是《近代畫報中的女性形象的他者建構與日常敘事》。清末民初,畫報伴隨着知識分子「啟蒙思想、開啟民智」的訴求應運而生,同時也反映出近代中國社會性別的複雜關係。彭敏哲發現,《時事畫報》、《賞奇畫報》與《點石齋畫報》在當時社會極受歡迎,而且對於女性的書寫更多地矚目於她們的日常生活,從這三者入手有助於探究近代畫報對於女性形象的建構併發掘背後的時代話語變革。

今日关键词:张纯如去世15周年